郑永年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勤校长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他于1985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并在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之后赴美留学，于199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并在1995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至1997年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郑永年教授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2003-2005）研究基金研究员。

他也同时担任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亚洲政治经济评论》（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

横跨数十年，郑永年教授曾在世界各大教育体系中有过研究经历教育实践。怀着为中华民族构建崭新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愿望，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下简称为“港中大（深圳）”），在优越的制度空间与人文氛围中，带领团队走在社会学研究的创新前沿。

自由学术空间，寻求多元探索

郑永年教授在学术探索的职业生涯中感受过不同国家的教育与文化环境：他从北大毕业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在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后又前往新加坡和英国开展学术研究，并在2020年选择回国，扎根港中大（深圳），创立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2024年成为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大学教育以及学术研究的意义，“我走过那么多国家，现在还是希望维持自己对多样化环境探索的初心，我始终认为，多元化的环境可以丰富实践，原创性的成果也只能产生于这样的多样性实践。”郑教授十分期望能够来到一个崭新的、自由的环境做一些能够推动创新的与众不同的事。他认为，除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外，港中大（深圳）能为他提供多样多元的制度空间来践行心中的理想。“一所年轻的具备崭新面貌的大学不会背着过往的历史包袱，而是在努力推动构建全新的办校体制，能够让我有足够的“试错”空间去放开手脚探索学术的前沿。”港中大（深圳）校长徐扬生教授十分赞同他关于学术探索的想法，支持他创立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以及公共政策学院。在这里工作了四年之后，郑教授对港中大（深圳）的学术环境以及发展成果也十分满意。短短几年内，规模并不大的研究院团队就产出了十分丰厚的创新性学术性研究成果，同时，以对政策方针的建议为导向的很多报告也被国家领导层审阅和采纳。在郑教授看来，港中大（深圳）是学者们最期望进入的学术探索的实验空间，而他们所做到的以及正在做的学术成果的推陈出新也是学者们的终身使命。

构建知识体系，明了国家发展方向

谈及他来到港中大（深圳）希望实现的毕生志愿和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公共政策学院的未来发展理念，郑教授期冀能协助构建以中国发展经验为主体的开放型知识体系。他反对照搬国外的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方法，纵使它们在当下来看似乎更为先进，但是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实践，对中国发展的参考意义更是极为有限，甚至有可能指向错误的方向。因此，构建起基于自己国家发展经验之上的知识体系尤为关键；在学术研究的方式上，他说：“中国的学者目前仍面临着将中国的本土发展经验进行理论化的挑战，唯有通过大量的社会调研和实践探索才有可能突破学术发展的瓶颈，推动学术成果的创新”；在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上，郑教授认为，一个民族拥有“以我为主”的知识体系是它具备国际话语权以及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的关键。他以古希腊文明举例：这个文明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消逝，然而时至今日，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仍然影响深远。而我们中华文明，也必须构建起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够在文明演化的过程中，仍有始终不变的核心思想赓续流传。

当郑教授被问及他理想中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怎么样的，他说：“这个知识体系必须以人为本。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以培养和塑造人为思想核心的。教育的起点是人，终点也是人，我期望中国的知识体系是鼓励人去锻炼理性思考的能力以及塑造健全良好的道德与人格的。拥有这样的思想核心，这个知识体系才是完整而坚韧的。”

郑教授认为，立足本国、脚踏实地的实践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唯一途径。他说：“唯有通过实践，学者们的理性思考能力才能够得到锻炼，才能够在学术探索中有所创造，而学者们的所有创造成果都将成为未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也只有具备原创性的成果才能够被纳入到这个知识体系当中来。”他还认为，当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底层逻辑进行探索并且取得成果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对这一事物感到恐惧，因为它已由未知变为已知，由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他期望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能够给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中的人们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共享湾区机遇，推动教育创新

郑教授认为，港中大（深圳）需要把握好在大湾区共融的背景下深港合作办学的机遇。“我们以及港校一直都在践行，之后也将进一步践行教育与学术研究上的合作探索。”深港两地学者互相访问交流以及我们构建的海纳讲座、百川论坛这样的学术交流平台，都鼓励大家平等、自由、理性地去探讨学术话题，聆听不一样的声音。学术交流平台的构建，关键并不是在于政府或者学校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条件以及可能存在的限制，而是在于学者们自身愿意并且有能力做到什么。“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止其他人进行理性地思考和探讨，而只要有这样的努力，学术交流的成果便同样能够涌现。”他评价道。

郑教授还主张在港中大（深圳）进行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和创新。他以文科举例，认为大学应当培养应用社会科学人才。这些受教育者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必须是可以应用于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从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认为大学发展的规模应当适中，而将精力放在培养最为顶尖卓越的人才上，因为这样的人才能够引领社会的长久发展。郑教授期望学生能够在港中大（深圳）成才，教授们能在这里创造出新的知识成果，在新时代带领大学走向社会发展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