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1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获教育部批准设立。

       2022年3月21日，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八周年的日子。

       八年来，港中大（深圳）始终秉持国际化的氛围、中英并重的教学环境、书院制传统、通识教育、新型交叉学科设置和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旨在为中国培养国际化的创新型领袖人才。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应晶报邀请，特别撰写此文以示庆贺。文章重点阐发“教育强国”理念，发表重磅观点，对于中国大学传统教育模式也有深刻思考。他说：“在港中大（深圳）先做人，后做事；边做人，边做事。我们意识到，人才是自己的，大师则是社会的，我们要培养的是能够为整体社会增进福利的大师，而不仅仅是能够光祖耀宗的利益主义者。”

 新闻来源：晶报

       原标题：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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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教育而实现强国，这是近代以来各国所持的一个普遍信念，教育投入（即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经典经济学教程的有机部分。中国更不例外。中国数千年传统本来就强调教育，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直到今天也是最具有现代性的。从近代的“教育兴国”到邓小平时代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再到今天新时代的“教育强国”，这些概念的不断变化和强化都指向中国人对教育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过程中的作用的高度认同。

       那么，如何实现教育强国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教育的现代化。正如没有人怀疑教育致强，也没有人会对教育现代化在一个国家的总体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持不同意见。如何实现教育现代化也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因此各国践行着各种被视为是具有现代性的教育方法、科研体制、产学研等制度安排。

       然而，现实往往和理想相去甚远，甚至相反。经验地看，教育的现代化不见得一定会通往强国。当今世界，在一些国家，教育的现代化不仅没有导向强国，而且弱化了国家。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现代化”。如果说自然科学和工程的语言是普遍的，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则具有文明性和文化性。正如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产生于西方，近代人文和社会科学也起源于西方。如果说自然科学和工程的语言是普遍的，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则具有文明性和文化性。正如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产生于西方，近代人文和社会科学也起源于西方。自然科学和工程并无东西南北之分，而人文社科如果不分东西南北，那么在一些社会中，“人文社科”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些教育现代化弱化国家的根源就在这里。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被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教育现代化变成照抄照搬西方的教育制度，包括教育内容。结果，教育现代化的结果不是在建构国家，而是在解构国家。例如，冷战结束以来，在一些社会，知识分子群体或者教育群体试图用西方的世俗价值来重构民族主义，一些激进的甚至不惜通过憎恨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文化来建构新的政治认同，并把之视为是现代化。结果导致社会价值的高度分裂，甚至是国家的分裂。

       在这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也具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在传统国家被西方国家打败之后，一些人提倡“全盘西化”。照抄照搬西方没有成功。但因为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里和西方孤立起来的现代化实践也没有成功，直到改革开放早期，“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认知依然在社会流行。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展示，中国已经创造出了另一个现代化选择，既能实现发展，又能坚持独立的现代化模式。现在我们搞清楚了，现代化是自己文明、文化的现代化，既不是固步自封，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与时俱进，对传统文明和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然而，或许是因为实践先行之故，这种认知还远远没有体现在教育现代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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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我们国家的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方面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也一直在辛勤地探索着。香港中文大学本身就是一群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创立的，“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被浓缩成为学校的使命。但要实现这一使命并不容易，需要巨大的创新努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创立为实现这一使命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平台，因为它以整个祖国内地为背景，以国家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功为背景。港中大（深圳）的使命就是要创造一个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下，“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因素能够产生化学反应，而非简单机械地把两者放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迄今，我们的许多大学不乏高楼大厦，不乏富足的资金，不乏兢兢业业的学者，更不乏勤奋的学子，但我们依然没有能力破解“钱学森之问”，即大学要培养大师。依我看，港中大（深圳）就是要破解“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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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前，有记者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大学和西方的大学的主要区别在哪里？我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大学没有原创性理论。对大学教授的责任，人们总是乐于引用韩愈的定义，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精确地定义了传统“师者”的功能与责任。应当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传统缺乏创新精神。今天，我们大学的教授应当也必须超越传统的“教授”职能。把英文的“professor”翻译成“教授”并不妥当，因为“professor”首先意味着职业(profession)，是职业的知识创造者，而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者。人不同于动物在于创造，简单的学习连动物都会。我想，港中大（深圳）的教授们应当是知识的原创者，而非简单的知识传授者。

       教授们不仅自己要创造知识，更需要培养人才，不仅自己要成为大师，而且要培养大师。先人才，后大师。港中大（深圳）不仅强调现代科技教育，更强调人文教育。现代人沉湎于紧张的日常生活或者淹没在海量的信息里，越来越没有历史感，越来越没有作为人所应当有的人文意识。为此，港中大（深圳）践行全人教育。在港中大（深圳）先做人，后做事；边做人，边做事。我们意识到，人才是自己的，大师则是社会的，我们要培养的是能够为整体社会增进福利的大师，而不仅仅是能够光祖耀宗的利益主义者。也同样重要的，尽管是“中文大学”，但我们需要培养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人才，即懂国际事务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要为其它国家培养人才。近代以来，因为落后，我们习惯性地被培养，因此，我们走向了世界各国的大学，虚心学习。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单向培养的模式也应当改变了，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总结我们成功的实践经验，培养外国人才，这样才能实现我们融合东西、中外的使命。

       今天，我们所说的“教育强国”并不简单的是要通过教育去实现强国。这一理念既没有人会否认，而且也已经实现了基本的目标。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教育强国，即成为国际教育领域的强者、佼佼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追求建设基于中国实践之上的原创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走向世界。我们不能辜负“中文大学”这个具有强烈文明、文化和国家认同感的名字。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