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部助理教授（教学），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为领域中国近代历史、经济社会史、城市史、慈善组织历史等，曾参与香港公共房屋口述历史、香港“三行”工人建筑史等研究项目。目前主要研究课题为近代香港与上海城市中民间慈善团体的近代化转型问题，关注其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论文曾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中国慈善史年会等学术会议上发表。自2018年加入大学以来，为本科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化、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史等课程。

彭永昌博士

        “历史”一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自幼便从成语中学历史典故，从名著中赏伟人风范。但我们读来的有记载的历史，大多都聚焦在大人物身上。除了名垂千古的历史伟人外，我们是否也能在小人物身上发现历史的痕迹？我们该如何衡量“以史为鉴”中“史”的参考价值？历史答案的性质又是怎样的？本期人物栏目邀请到了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部的历史老师彭永昌博士，分享他在历史中寻找答案过程的理解与反思。

        一、慈善团体研究：打开城市史研究的窗户

 在我的历史研究领域中，香港城市历史研究是一个重要方向。但其实我开始研究香港史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我在研究中国近代慈善团体的发展，而香港恰好有历史比较悠久的华人慈善传统，所以我便对香港华人慈善团体发展的背景有了更多关注。我就是从这个角度了解香港史的。

 在香港史的研究中，我关注的不仅是香港作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象征这一方面，我还着重研究香港文化里中西结合的特点，比如香港在百年英国殖民统治下政治制度上的延续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民间的悠久传统。可以说，对香港群众自发组织的华人慈善团体的兴趣，是打开我此后城市史研究的窗口。

 在后来的城市史研究中，我也十分关心历史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城市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我在学校开设过一门关于明清以来中国城市史的GEC课程。在这门课程中，我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变化在城市生活中诸多方面的展现。

  我认为，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最基础的需求，就是让我们对人们过去的生活和人们的状态有所了解。这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让我们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过去的历史塑造着现在的生活，我们总是可以在历史中寻找答案。但我对是否存在固定的历史规律依然存疑，大多数情况下，城市史研究无法给人们提供现实的借鉴意义，但城市史背后依然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可以给当代人提供思考方向。

 彭永昌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

        二、历史散落在民间

 提起历史研究，我们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各种宏大的历史事件、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似乎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远。近年来，历史学者不断强调历史应该下移到民间，但“下移”一词若换为“拓展”将会变得更加妥帖。因为历史很大程度上源自民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历史的创造者。

 近年来， “公众史学”一词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普通民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在呼吁大家关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历史问题。比如，我们教科书上介绍过美洲的谷物传入中国，让中国人口迅速增长，也有学者研究历史上的自行车是怎样传入中国的，这些潜入生活的历史研究不仅能拉近历史学家和公众的距离，也能让普通群众意识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历史痕迹。

 除了把目光投向历史上的小事，我们也要让群众本身意识到自己身上也肩负着历史，每个人都可以为身边的世界带来一些改变。在学校GEA2000中国近代史的课上，期末论文的其中一个选题就是家族史。在这项作业中，我们希望同学们能通过自己家族的故事去了解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不是改变一个时代的人，但我们却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的决策、我们的命运、我们家庭的起起伏伏，都和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所以，关注个人其实就是肯定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

 我们也可以通过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历史的不同定义。我在GEA的课堂上也收到过同学的疑问，他们会问我：如果自己的家庭没什么辉煌的历史，也没有参与到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这要怎么写家族史呢？但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在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家族史。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认为行动比单纯的思想要更有力量。我们虽然很渺小，但我们也依然可以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就让我想到，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讲座是以一位叫“丁龙”的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丁龙在100多年前来到美国，随后意识到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所以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捐款创办了这个讲座。丁龙其实就是个小人物，但是他通过捐钱这样一个方式，让更多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文化交流是个很宏大的话题，但丁龙这个小人物却在这个宏大的话题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同样，我们做的每一个抉择或许并不会影响整个历史背景，但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贡献自己力量的方法。所以，无论是我们历史学家主动去探索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还是潜移默化地让每个个体认识到自己的意义并通过行动在历史发展中画上一个记号，都是对普通人价值的肯定。

        三、历史规律和历史周期真的存在吗？

 在初高中的历史学习中，我们总会遇到“以史为鉴”的字样，也总去背诵某些历史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还有对后人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历史学习有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希望历史能够为未来提供答案。保持这种想法来学习历史的人最后可能会失望而归。

 中国古代史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王朝的更替，历史的发展有时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有学者也曾经以“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对这一特点加以概括。但正是由于我们过于强调王朝替换的循环，才从而忽略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古代王朝在循环中也一直在进步，在经济、人口、制度等方面一直在发展。过去发生的事情确实有可能再一次发生，但并不会以同样的面貌出现。马克思曾经说过： “一切历史事实与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所以，与其去思考历史究竟有没有周期，不如去探索历史事件背后的内核，这样才有可能把悲剧转化为喜剧。

 历史的作用其实是给当下的人们提供避免错误的警醒。目前人们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无法期待历史给出具体的答案。以慈善研究为例，当今慈善团体的数量和发展模式日新月异，传统慈善团体的发展历史并不能提供具体的指导方针。这也是我们需要承认的历史的局限性。以史为鉴是人们的美好愿景，但实际上却很难实现。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学习者要努力去做的，是在历史事件背后找到共通的逻辑，最终达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

 历史无法给我们准确的答案，但这不代表“不相信历史”的观点是可取的。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叙事，它在努力尝试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这或许能给我们提供有意义的答案。过分地否认和怀疑历史，就是给自己关闭了一扇可以了解其他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的窗户，也是主动关闭了拓展自己认知的可能。

        四、如何在历史中寻求答案？

 其实，历史研究者总是希望客观中立地评价历史。梳理出完整的历史脉络、以正确的价值观看待历史的确是我们历史学家的责任，但得出物理定义般的客观的历史是十分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难免会带上自己身份、个人经历、国家背景的色彩去讲述历史，就像司马迁、梁启超，他们既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政治事务参与者，历史和政治在这一类历史学家身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结合。历史的表达是以一种叙事的结构呈现的，而任何一种叙事结构背后都隐藏着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所以，司马迁所提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可能是更为实际的一种追求。当然，追寻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一种理想也始终在激励着历史研究者在材料和方法上不断地进行创新。

 我们历史研究者却可以在研究方法上下功夫来保证其研究成果的公正客观。上世纪，民国学者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叫“二重证据法”。这意味着，单一的文献证据是“孤例不证”的，我们需要地下文物和地上文献相互佐证、中国文献和外国文献相互佐证。现在的历史学者在研究上也会关注文献在流传中是否被改写，也会通过田野调查、录音和信件等一手文献来扩大历史资料来源、验证文献中记录的历史。目前，学界也有新兴的量化历史研究，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不同数据进行梳理。目前这种研究方法还不够完善，但如果能得到相对完整的文献，这将在个案研究、区域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于大学生来说，历史和语文一样，都是基础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理解当下。虽然历史并不能够预测未来，但是历史的经验却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更好的未来。目前大学通识教育中提供了中外历史的选修课，同时历史副修项目也已经启动了。欢迎大家修读这些科目，一起来探索历史的广袤世界。

                                                                                                                  学生记者：崔语桐

                                                                                                                  网页编辑：沈愉涵